人力资本投资视角下新疆学前双语教育财政投入

一、文献综述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于1960年首先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和性质，在《教育的经济价值》等论著中指出，人们为接受教育而付出的直接费用，为获得教育而放弃的收入，都属于人力资本。他用收益法测算出了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年—1957年间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高达33%，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在劳动收入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是70%。这一实证研究揭示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教育投入是人力资本投资中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

目前，我国教育投资主体为各级政府、社会机构、家庭和个人等，这里我们仅探讨政府对教育投入的财政性教育投资。一般地，我们认为教育投资主要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应该重视基础教育投资。储中志（2005）认为，中国的初级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中等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较为明显，高等教育层次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十分显著。包迪鸿、盛乐（2005）计算出基础教育和中等学历教育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41.8%和26.4%。据世界银行高级教育经济学家普萨卡波罗斯（1993）对61个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投资收益率随教育层次的提高而下降。其中初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为18.4%，高于中等教育的13.1%和高等教育的10.9%。可见，初等教育作为基础教育是教育投资的重中之重。

学前教育作为启蒙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由于其教育投资效益的隐蔽性和延滞性较之以后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强，所以往往被忽视。家长对幼儿教育的投资，要等孩子完成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长大成人后才有明显的回报。现实中，人们会把某人取得的个人成就归功于其近期的教育培训，如毕业于某个名牌大学等等，而不会联系到他良好的学前教育对其今天成就的影响。由于幼儿教育所带来的效益既无法直接衡量又来得过于迟缓，这就限制了人们对于幼儿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当家庭和政府投入相对有限的条件下，人们必然会选择放弃或忽视幼儿教育。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Heckman，J），通过分析对亲子中心和幼儿园等跟踪研究，对学前教育做了专门、深入的论述，他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一个人幼儿时期投入1美元所产生的回报将比幼儿期之后投入同样金额所产生的回报大得多。也就是说，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学前教育投入有着更高的回报率，并且能够放大其他阶段教育投入的收益。实际上，幼儿期是人的社会行为、情绪情感、性格和认知等方面发展的关键阶段，如果在这一时期儿童没有得到科学的、适宜的、良好的教育，以后再来弥补或矫正，家庭和社会都将付出极大的代价。我们从投入产出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投入的目的在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更为理性的投入模式应当是：回报越高的领域，投入就应该越大，学前教育应该是最值得投入的教育领域。如果父母家庭无法为幼儿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政府则应该及时介入，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对下一阶段教育投入回报率的消极影响，从而获得人力资本投入的最大效益。

二、新疆学前双语教育财政投入的必要性

（一）基于经济理论方面

公共产品有两个缺一不可的特征：一是公共产品消费的“非竞争性”。二是公共产品收益的“非排他性”。在现实生活中，兼具两个特征的纯公共产品并不普遍存在。教育就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需要政府介入。一方面，教育具有私人产品的属性，可以由私人部门提供，个人通过市场来获取教育收益；另一方面，教育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外部性特征很强，在受教育者获益的同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教育利益外溢给社会。因此如果完全由市场提供，教育投资主体由于不可能获得教育的外溢收益，他们所提供的教育数量必然低于社会期望水平。因而必须有政府的介入，将市场收费与政府拨款结合起来。当然不同级教育的外部性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4级教育按公共性划分，幼儿教育应是各级教育中公共性最强、社会受益面最广的一种准公共产品。有关教育研究也显示：教育阶段越低，教育的社会贡献率就越高，社会和国家从中获益就越多。幼儿教育不仅对幼儿个体促进儿童早年大脑和社会性的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对幼儿家庭和社会在降低直接的、更长远的社会成本，结束贫穷的代际循环等方面更具有深远意义。发育成熟的幼儿教育市场，应该没有政府过多的干预，但现实市场总是存在幼儿教育价格与质量相背离等诸多不足，一方面有人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有人无力承担消费需求。为了弥补市场的先天不足，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基础，政府必须成为教育投资的主体，发挥平抑幼儿教育市场价格、提高幼儿教育质量、改善幼儿教师待遇、促进幼儿教育公平等多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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